同治年间（1862一1874），陕甘总督左宗棠上书清廷，请求在兰州设立贡院，获准。光绪元年（工875年）贡院落成，当时地盘纵140丈，横90丈，号称可容纳考生4000名，左宗棠题写匾额“至公堂”。主体建筑至公堂、衡鉴堂和观成堂3座大殿保存基本完好，另有回廊、厢房等。现占地47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。

    至公堂为乡试取舍重地，其后有鉴衡堂，为乡试阅卷之所，今为云南大学图书馆。至公堂前原有明远楼，楼前东西有号舍，“每号以八尺为度，舍得五尺，衢路三尺，高其檐，宽其壁”。屋内原为泥地，每逢风雨，一片泥水，后改以“蚌壳铺地，使无涓泥”，道光六年(1821)，又“均瓮以砖”。如此号舍，清末之时，竟有5000余间，号舍四角筑有高楼，以为监督之用。时号舍排列整齐，形如长巷，巷口设号栅，便于关锁。号舍以千字文编号，每号住生员一人。入场后考三次，每次考三天，考生唱名入号，耗时终日，后鸣炮封门，交卷始开，三天吃住，均在号舍之中，而以敲锣报时。按《重修贡院碑记》载，时“闱中无水，取食于翠湖，日需夫三百名，绕道上坡为艰，门禁启闭，有时往往缺之”。后在贡院凿井，水困稍解。今云大会泽院内，仍有号舍40间，近年又整修一新，可窥见当年号舍风貌之一斑。
   

      清末科举制度取消，光绪二十八年(1903)，云南贡院举行最后一次乡试，即告结束。贡院遗迹，除至公堂与号舍外，还有今云大正门，旧称龙门，原左右各有牌坊一座，左为“腾蛟”，内额匾书“明经取士”；右曰“起凤”，匾书“明经取士”。20世纪60年代，两坊俱毁。原入门坡上还有明弘治年间立“科甲英雄”牌坊，毁于明末。大门之外，西有贡院坡，明清以来通称贡院坡，贡院门口的街道称贡院街，登贡院城修长的石级称龙门路。贡院街上原有座石桥，是从城内到贡院的要道，称龙门桥。旧时“一登龙门，则身价十倍”，可谓直上青云，贡院街后来亦改为青云街。贡院西边直至大西门，是当年各州县应考生员云集的地方，大有文人如林的气象，故称文林街。翠湖西岸的先生坡，则因有馆舍供誊录、考务的先生下塌而得名。翠湖东路还有皇华馆，专供考官在考试前后寓居。其中文林街、先生坡等地名仍然保存下来。 

     同治年间（1862一1874），陕甘总督左宗棠上书清廷，请求在兰州设立贡院，获准。光绪元年（工875年）贡院落成，当时地盘纵140丈，横90丈，号称可容纳考生4000名，左宗棠题写匾额“至公堂”。主体建筑至公堂、衡鉴堂和观成堂3座大殿保存基本完好，另有回廊、厢房等。现占地47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。

    至公堂为乡试取舍重地，其后有鉴衡堂，为乡试阅卷之所，今为云南大学图书馆。至公堂前原有明远楼，楼前东西有号舍，“每号以八尺为度，舍得五尺，衢路三尺，高其檐，宽其壁”。屋内原为泥地，每逢风雨，一片泥水，后改以“蚌壳铺地，使无涓泥”，道光六年(1821)，又“均瓮以砖”。如此号舍，清末之时，竟有5000余间，号舍四角筑有高楼，以为监督之用。时号舍排列整齐，形如长巷，巷口设号栅，便于关锁。号舍以千字文编号，每号住生员一人。入场后考三次，每次考三天，考生唱名入号，耗时终日，后鸣炮封门，交卷始开，三天吃住，均在号舍之中，而以敲锣报时。按《重修贡院碑记》载，时“闱中无水，取食于翠湖，日需夫三百名，绕道上坡为艰，门禁启闭，有时往往缺之”。后在贡院凿井，水困稍解。今云大会泽院内，仍有号舍40间，近年又整修一新，可窥见当年号舍风貌之一斑。
   

      清末科举制度取消，光绪二十八年(1903)，云南贡院举行最后一次乡试，即告结束。贡院遗迹，除至公堂与号舍外，还有今云大正门，旧称龙门，原左右各有牌坊一座，左为“腾蛟”，内额匾书“明经取士”；右曰“起凤”，匾书“明经取士”。20世纪60年代，两坊俱毁。原入门坡上还有明弘治年间立“科甲英雄”牌坊，毁于明末。大门之外，西有贡院坡，明清以来通称贡院坡，贡院门口的街道称贡院街，登贡院城修长的石级称龙门路。贡院街上原有座石桥，是从城内到贡院的要道，称龙门桥。旧时“一登龙门，则身价十倍”，可谓直上青云，贡院街后来亦改为青云街。贡院西边直至大西门，是当年各州县应考生员云集的地方，大有文人如林的气象，故称文林街。翠湖西岸的先生坡，则因有馆舍供誊录、考务的先生下塌而得名。翠湖东路还有皇华馆，专供考官在考试前后寓居。其中文林街、先生坡等地名仍然保存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