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家这个堪称典范的大庄园，其大规模修建时间可追溯到清雍正年间，后经150多年的不断发展，形成了今日之规模：占地300余亩，大院80余处，房屋3500余间，楼房50余幢，堡墙4公里。庄园严格遵循中国四合院建筑规则，内外两进院落，中间夹阁楼分隔，中轴线布局，左右对称，除主院外都带有偏院，有严格的上下偏正之分，明显地体现了儒家等级森严的秩序。

　　庄园拥有中国民居中规模最大、结构最完整的祠堂，山西民居中最大的影壁。尤其是7开间的后2楼，属中国民居中最高档次建筑，加上143个院门、8万平方米的园林及墨香四溢的书院，充分展示了豪贾的阔绰，巨富的威严，儒商的气度，名门的荣耀，同时也体现了一种高雅的情调，脱俗的境界。

　　与山西其他巨商一样，常氏家族秉承着“以财取天下”的宏大抱负，万里驰骋，四海奔波，开创了中欧茶业的漫漫长路，成为富甲天下的商界巨子、中国面向世界贸易的第一世家。作为其生活和精神的归宿，常家庄园集北方厚重和南方灵秀于一身，熔儒家秩序与道家浪漫为一炉，创造了世界民居建筑史上神奇和辉煌。

     常家庄园位于榆次西南东阳镇车辋村。车辋由四个小自然村组成，四寨中心建一大寺，与四寨相距各半华里，形成一个车辐状，故名“车辋”。

　　车辋常氏始祖常仲林于明代弘治初年，由太谷惠安迁此为人牧羊，到清康熙、乾隆年间，七世祖常进全开始经商，八世祖常威率九世万已、万达，从事商业活动，赢利颇丰，逐渐使常氏成为晋中望族，晋商中的一支劲旅，开始大规模地营造住宅大院。常万已在车辆村建“南祠堂”，立“世荣堂”，以村西南为轴心，向东、南发展；常万达在村北建“北祠堂”，立“世和堂”，由东向西毗连修建，成一条新街，俗称“后街”。从清康熙年间到光绪末年，经过二百余年的修筑，常氏在车辋整整建起了南北、东西两条大街。街两侧深宅大院，鳞次栉比，楼台亭阁，相映成辉，雕梁画栋，蔚为壮观。共占地一百余亩，楼房40余幢，房屋1500余间，使原先四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。有谚曰：“乔家一个院，常家二条街。”常氏宅院的建设规模当时称为三晋民居建筑之首。

　　常氏以儒商文化独树一帜，既有进土、举人、秀才，又不乏书画名家，所以在宅第建筑上亦有自己非凡的独创之处，是晋中曹家、乔家、渠家等晋商宅院望尘莫及的。

   清代是晋商的辉煌时期，和众多的山西成功商人一样，经商致富后的常氏家族在自己的故乡开始了大规模的宅院建设。而与众多山西商人不一样的是，常家作为放眼世界，敢为天下先，逐利四海，开拓万里茶路的外贸世家；作为恪守礼仪传家、尊师重教、树人为本的文化世家和教育世家，经过200余年的陆续修建，不仅其宅院具有功能齐全的庄园特性、井然有序的中华礼仪传统，而且有典雅浓郁的儒文化品位，有百余亩融儒、佛、道文化于一炉，集南北风格之大成的园林。这一特色，为北方民间所罕见，诸多晋商大院所仅有。

    常家庄园之恢弘，不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。跨过二丈五尺宽的拱型石桥，穿过七丈二尺高的堡门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长达650米长的清代街道。长街的南北宅院紧靠，无一条横向通道，形成了“临街门户依次开，堡门关闭如一堂”的格局。洋洋洒洒60多万平方米，房屋4000余间，楼房50余座、园林13处。

    常家庄园特色赫然于世！到常家庄园去观光，走马观花也得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。用最精练的语言来概括，主要建筑和景观为“一山一阁、两轩、四园、五院、六水、九堂、八帖、十三亭、二十五廊、二十七宅院”。数字相加，也得有百余处开放于游览者。

　　从布局上看，主体建筑以雄浑方正的北式庭院为主体，每个正院均分内外两进，外院南房倒座一律临街，东侧辟各式门楼。前院有东西厢房各五间，正北则又一处倒座南房，正中设垂花门。里院则呈长方形，庭院宽敞，约为外院一倍，上房与南房相对称，东西各有厢房十、九、八间不等。如上房、南房各达八间时，便按正五偏三的模式，隔出偏院，从不越“方正”之规、“等级”之矩，充分显示了名门望族的气势。但其附属建筑却又充分显示了南国园林建筑的“灵秀”，使“方正”中浸透了“绮丽”。常家大院的绮丽，主要展示在三个方面。

　　首先是每所方正院落的里院正中都建有一座木结构的牌楼，飞檐斗拱小巧玲珑。牌楼两侧各有砖雕花墙，婉如镶嵌宝石的扎带，使方正雄浑的北方庭院增添了画龙点睛般的南国园林秀色。这牌楼花墙将正院隔为里五外五，里五外四，里五外三多种形式，具有独特风格。

　　其次是院落之间与院落之后，大多建有花园、菜园，有小门与正院相通。进园之后，有甬道贯通，曲折迂回其间点缀回廊、亭榭、小桥流水，或草石农舍，或奇花异葩，匠心独具，犹似南方园林。

　　第三是在每个院落中触目可见的砖雕、木雕、石雕和木构件上的彩绘艺术，别具风采。砖雕艺术表现在四个方面：一是房脊的吻、兽和雕花护脊，造形优美，线条娴熟，刀法细腻，均为清代砖雕精品；二是照壁、花墙砖雕，既有传统的“百寿图”、“吉祥图”以及佛道故事，又有花卉鸟兽和干、鲜果品等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砖雕艺术；三是每排厢房“硬山墙”上端的“墀头”或花，或鸟，或兽，或字，两两成对，却很少雷同，造型又各具特色。四是现存的部分砖雕护栏，在贵和堂的楼层护栏上，全部由砖雕砌成，图案由福、寿、喜、禄、祯、祥团花和八卦炉、悬壶、文房四宝等组成，栏柱、栏板浑然一体，犹如天然而成，丝毫不见砌缝，无论雕刻艺术，还是垒砌艺术，堪称清代建筑中的上乘工艺。另一部分在养和堂，保存完好，但雕技艺术不及前者。

　　常家大院的石雕艺术有护栏、门兽、护墙等，大多用细砂石雕成，刻有各种图案。砂石的粗犷，雕工的细腻，相映得彰，别具一格。

　　常家大院的木雕，主要是宅第中的窗户木雕、门框、屏风、家具和隔扇木雕等，图案千变万化，造型手法各异，木质多种多样，恰似木雕展览，使游人眼花缘乱。可惜木质不易保存，破坏十分严重。常家大院是儒商建筑的代表，室内布置十分讲究，处处反映出书香门第的稳重古朴、匀称适宜。室内的琴棋书画、文房四宝、奇花异卉、山水盆景，有别于其他晋商宅院。作为儒商宅院，有其独到之处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    第四是书法到处可见。    作为儒商世家，常家对后人的教育和要求极其严格。弟子儒学不精，则不准参与经商等社会活动。因此，常家的弟子不仅儒学功底深厚，而且代代不乏精通书画的优秀学者。同时，常家曾经“富甲一方”，有能力将历代中国书圣的神妙极品广为收藏。无论是宅院建筑还是园林创作，继往开来追求的都是意境、情趣和品味，是从物质世界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追求。除了尽力在建筑的精雕细刻上表达其精神世界外，更多的是直接将文学融入自己的生活范围，这就是这个偌大庄园中的法帖群。

    法帖，也叫“法书”，就是书法艺术真迹的复制本，即刻在木石上，可以用纸再拓下来的大型刻印版本，用于永久珍藏名贵书法作品，并为后人提供书学的范本。横石为碑，竖石为帖。法帖作为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综合，使名笔墨宝得以长久保存，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大创举。

    常家庄园现存的法帖有八种，即：敦艮吉门宋代二亭双绝帖、杏林清代名人名联帖、雍和堂恽寿平画跋帖、石芸轩法帖、听雨楼法帖、常氏遗墨帖、四十四帝后帖、可园唐诗笔意帖。欧阳修和苏轼，皆为唐宋八大家之列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均有相当显赫的地位，苏轼比欧阳修小30岁，他对欧阳修的文章、诗词、书法都极为崇拜，并手写欧阳修最为人所称道的两篇游记散文：《丰乐亭记》和《醉翁亭记》，以表示自己对这位前辈的敬仰。苏轼以楷书来书写的这二亭记，其特点是绵中裹针，神态丰腴跌宕。苏轼的这二亭记在宋代就被尊为“二亭双绝”，其真迹以高3 米长13米的巨幅赫然于常家庄园的敦艮门的南、北两侧堡壁上，岂不弥足珍贵！

    杏林清代名人联帖中，选择了清代各个阶段的书法界代表人物56位，并以这些代表人物的楹联书法艺术为载体而雕刻的法帖。这56位中有左宗棠、刘墉、翁同和、林则徐、李鸿章、曾国藩、郑板桥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傅山、赵铁山、吴昌硕等等，其书法有行草隶楷篆，风神独具，自成一派，功力深厚，皆为精品。听雨楼法帖收集了上起唐代，下至清中叶50余大书法家的作品（包括题跋），其中有颜真卿、贺知章、欧阳洵、等等，他们的书法珍品，许多已不传于世了，如贺知章的《千字文》、郭子仪的《后出师表》、张照的《康熙帝南巡诗抄》均为奇珍。常氏的《听雨楼法帖》和《石芸轩法帖》不仅是常家珍藏的双绝名牌，而且还堪称中华碑帖中的奇葩、珍宝。

    与听雨楼相对的是御笔亭，收集有从夏禹到清宣统在内的42位帝王及唐武则天、清慈禧两位实质上的女帝王之笔迹，故称“四十四帝后帖”。中国古帝王自幼都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书法更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，高师传授，，不乏其书法功底深湛的佼佼者。如相传“章草”的创立人为汉章帝；唐太宗李世民博学，通诸艺，尤精书法，工隶书、飞白，行草得二王（王羲之、王献之）法；清康熙帝经、史、诗、文，无不研磨，兼能书画，著述甚众。

    常氏家族内不乏书画名家。从其九世到十五世的二百余年间，有资料可查的书画家就有数十人之多。十二世常炳的柳体、常佶的双钩、常怿的行楷，十三世常维豫的楷书、常立屏的行草、常立德的颜体、常立爱的榜书、常立方的楷篆行隶，十四世的常赞春、常旭春兄弟不仅同年中举，而且，还都是名扬省内外的名笔。常氏遗墨帖，精选了常立方、常赞春、常旭春等人的作品，砖雕制成，供常氏后人临帖习字。

点    缀常家庄园的还有两大建筑群中的80多个堂第的楹联匾额。楹联与建筑物融为一体，主要是常氏自拟书联与清代名人名笔联两种，用以寄托主人情怀。匾额则分为四种，即：职官额，悬挂于临街的大门上；堂名额，悬挂于二门或正堂；寄情额，悬挂于正厅及亭、阁处；还有一类即由朝廷、官府、乡人、门生送的匾，悬挂于祠堂或是主人宅第。

　　历经 300余年的沧桑变化，常家大院的破坏程度是很大的。鉴于开发晋中商业文化旅游的需要、政府正拟逐步恢复古建筑原貌，按照儒商的特色进行室内的陈列市置，为晋商文化旅游增添一颗别具特色的璀璨明珠。

　　常家这个堪称典范的大庄园，其大规模修建时间可追溯到清雍正年间，后经150多年的不断发展，形成了今日之规模：占地300余亩，大院80余处，房屋3500余间，楼房50余幢，堡墙4公里。庄园严格遵循中国四合院建筑规则，内外两进院落，中间夹阁楼分隔，中轴线布局，左右对称，除主院外都带有偏院，有严格的上下偏正之分，明显地体现了儒家等级森严的秩序。

　　庄园拥有中国民居中规模最大、结构最完整的祠堂，山西民居中最大的影壁。尤其是7开间的后2楼，属中国民居中最高档次建筑，加上143个院门、8万平方米的园林及墨香四溢的书院，充分展示了豪贾的阔绰，巨富的威严，儒商的气度，名门的荣耀，同时也体现了一种高雅的情调，脱俗的境界。

　　与山西其他巨商一样，常氏家族秉承着“以财取天下”的宏大抱负，万里驰骋，四海奔波，开创了中欧茶业的漫漫长路，成为富甲天下的商界巨子、中国面向世界贸易的第一世家。作为其生活和精神的归宿，常家庄园集北方厚重和南方灵秀于一身，熔儒家秩序与道家浪漫为一炉，创造了世界民居建筑史上神奇和辉煌。

     常家庄园位于榆次西南东阳镇车辋村。车辋由四个小自然村组成，四寨中心建一大寺，与四寨相距各半华里，形成一个车辐状，故名“车辋”。

　　车辋常氏始祖常仲林于明代弘治初年，由太谷惠安迁此为人牧羊，到清康熙、乾隆年间，七世祖常进全开始经商，八世祖常威率九世万已、万达，从事商业活动，赢利颇丰，逐渐使常氏成为晋中望族，晋商中的一支劲旅，开始大规模地营造住宅大院。常万已在车辆村建“南祠堂”，立“世荣堂”，以村西南为轴心，向东、南发展；常万达在村北建“北祠堂”，立“世和堂”，由东向西毗连修建，成一条新街，俗称“后街”。从清康熙年间到光绪末年，经过二百余年的修筑，常氏在车辋整整建起了南北、东西两条大街。街两侧深宅大院，鳞次栉比，楼台亭阁，相映成辉，雕梁画栋，蔚为壮观。共占地一百余亩，楼房40余幢，房屋1500余间，使原先四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。有谚曰：“乔家一个院，常家二条街。”常氏宅院的建设规模当时称为三晋民居建筑之首。

　　常氏以儒商文化独树一帜，既有进土、举人、秀才，又不乏书画名家，所以在宅第建筑上亦有自己非凡的独创之处，是晋中曹家、乔家、渠家等晋商宅院望尘莫及的。

   清代是晋商的辉煌时期，和众多的山西成功商人一样，经商致富后的常氏家族在自己的故乡开始了大规模的宅院建设。而与众多山西商人不一样的是，常家作为放眼世界，敢为天下先，逐利四海，开拓万里茶路的外贸世家；作为恪守礼仪传家、尊师重教、树人为本的文化世家和教育世家，经过200余年的陆续修建，不仅其宅院具有功能齐全的庄园特性、井然有序的中华礼仪传统，而且有典雅浓郁的儒文化品位，有百余亩融儒、佛、道文化于一炉，集南北风格之大成的园林。这一特色，为北方民间所罕见，诸多晋商大院所仅有。

    常家庄园之恢弘，不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。跨过二丈五尺宽的拱型石桥，穿过七丈二尺高的堡门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长达650米长的清代街道。长街的南北宅院紧靠，无一条横向通道，形成了“临街门户依次开，堡门关闭如一堂”的格局。洋洋洒洒60多万平方米，房屋4000余间，楼房50余座、园林13处。

    常家庄园特色赫然于世！到常家庄园去观光，走马观花也得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。用最精练的语言来概括，主要建筑和景观为“一山一阁、两轩、四园、五院、六水、九堂、八帖、十三亭、二十五廊、二十七宅院”。数字相加，也得有百余处开放于游览者。

　　从布局上看，主体建筑以雄浑方正的北式庭院为主体，每个正院均分内外两进，外院南房倒座一律临街，东侧辟各式门楼。前院有东西厢房各五间，正北则又一处倒座南房，正中设垂花门。里院则呈长方形，庭院宽敞，约为外院一倍，上房与南房相对称，东西各有厢房十、九、八间不等。如上房、南房各达八间时，便按正五偏三的模式，隔出偏院，从不越“方正”之规、“等级”之矩，充分显示了名门望族的气势。但其附属建筑却又充分显示了南国园林建筑的“灵秀”，使“方正”中浸透了“绮丽”。常家大院的绮丽，主要展示在三个方面。

　　首先是每所方正院落的里院正中都建有一座木结构的牌楼，飞檐斗拱小巧玲珑。牌楼两侧各有砖雕花墙，婉如镶嵌宝石的扎带，使方正雄浑的北方庭院增添了画龙点睛般的南国园林秀色。这牌楼花墙将正院隔为里五外五，里五外四，里五外三多种形式，具有独特风格。

　　其次是院落之间与院落之后，大多建有花园、菜园，有小门与正院相通。进园之后，有甬道贯通，曲折迂回其间点缀回廊、亭榭、小桥流水，或草石农舍，或奇花异葩，匠心独具，犹似南方园林。

　　第三是在每个院落中触目可见的砖雕、木雕、石雕和木构件上的彩绘艺术，别具风采。砖雕艺术表现在四个方面：一是房脊的吻、兽和雕花护脊，造形优美，线条娴熟，刀法细腻，均为清代砖雕精品；二是照壁、花墙砖雕，既有传统的“百寿图”、“吉祥图”以及佛道故事，又有花卉鸟兽和干、鲜果品等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砖雕艺术；三是每排厢房“硬山墙”上端的“墀头”或花，或鸟，或兽，或字，两两成对，却很少雷同，造型又各具特色。四是现存的部分砖雕护栏，在贵和堂的楼层护栏上，全部由砖雕砌成，图案由福、寿、喜、禄、祯、祥团花和八卦炉、悬壶、文房四宝等组成，栏柱、栏板浑然一体，犹如天然而成，丝毫不见砌缝，无论雕刻艺术，还是垒砌艺术，堪称清代建筑中的上乘工艺。另一部分在养和堂，保存完好，但雕技艺术不及前者。

　　常家大院的石雕艺术有护栏、门兽、护墙等，大多用细砂石雕成，刻有各种图案。砂石的粗犷，雕工的细腻，相映得彰，别具一格。

　　常家大院的木雕，主要是宅第中的窗户木雕、门框、屏风、家具和隔扇木雕等，图案千变万化，造型手法各异，木质多种多样，恰似木雕展览，使游人眼花缘乱。可惜木质不易保存，破坏十分严重。常家大院是儒商建筑的代表，室内布置十分讲究，处处反映出书香门第的稳重古朴、匀称适宜。室内的琴棋书画、文房四宝、奇花异卉、山水盆景，有别于其他晋商宅院。作为儒商宅院，有其独到之处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    第四是书法到处可见。    作为儒商世家，常家对后人的教育和要求极其严格。弟子儒学不精，则不准参与经商等社会活动。因此，常家的弟子不仅儒学功底深厚，而且代代不乏精通书画的优秀学者。同时，常家曾经“富甲一方”，有能力将历代中国书圣的神妙极品广为收藏。无论是宅院建筑还是园林创作，继往开来追求的都是意境、情趣和品味，是从物质世界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追求。除了尽力在建筑的精雕细刻上表达其精神世界外，更多的是直接将文学融入自己的生活范围，这就是这个偌大庄园中的法帖群。

    法帖，也叫“法书”，就是书法艺术真迹的复制本，即刻在木石上，可以用纸再拓下来的大型刻印版本，用于永久珍藏名贵书法作品，并为后人提供书学的范本。横石为碑，竖石为帖。法帖作为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综合，使名笔墨宝得以长久保存，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大创举。

    常家庄园现存的法帖有八种，即：敦艮吉门宋代二亭双绝帖、杏林清代名人名联帖、雍和堂恽寿平画跋帖、石芸轩法帖、听雨楼法帖、常氏遗墨帖、四十四帝后帖、可园唐诗笔意帖。欧阳修和苏轼，皆为唐宋八大家之列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均有相当显赫的地位，苏轼比欧阳修小30岁，他对欧阳修的文章、诗词、书法都极为崇拜，并手写欧阳修最为人所称道的两篇游记散文：《丰乐亭记》和《醉翁亭记》，以表示自己对这位前辈的敬仰。苏轼以楷书来书写的这二亭记，其特点是绵中裹针，神态丰腴跌宕。苏轼的这二亭记在宋代就被尊为“二亭双绝”，其真迹以高3 米长13米的巨幅赫然于常家庄园的敦艮门的南、北两侧堡壁上，岂不弥足珍贵！

    杏林清代名人联帖中，选择了清代各个阶段的书法界代表人物56位，并以这些代表人物的楹联书法艺术为载体而雕刻的法帖。这56位中有左宗棠、刘墉、翁同和、林则徐、李鸿章、曾国藩、郑板桥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傅山、赵铁山、吴昌硕等等，其书法有行草隶楷篆，风神独具，自成一派，功力深厚，皆为精品。听雨楼法帖收集了上起唐代，下至清中叶50余大书法家的作品（包括题跋），其中有颜真卿、贺知章、欧阳洵、等等，他们的书法珍品，许多已不传于世了，如贺知章的《千字文》、郭子仪的《后出师表》、张照的《康熙帝南巡诗抄》均为奇珍。常氏的《听雨楼法帖》和《石芸轩法帖》不仅是常家珍藏的双绝名牌，而且还堪称中华碑帖中的奇葩、珍宝。

    与听雨楼相对的是御笔亭，收集有从夏禹到清宣统在内的42位帝王及唐武则天、清慈禧两位实质上的女帝王之笔迹，故称“四十四帝后帖”。中国古帝王自幼都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书法更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，高师传授，，不乏其书法功底深湛的佼佼者。如相传“章草”的创立人为汉章帝；唐太宗李世民博学，通诸艺，尤精书法，工隶书、飞白，行草得二王（王羲之、王献之）法；清康熙帝经、史、诗、文，无不研磨，兼能书画，著述甚众。

    常氏家族内不乏书画名家。从其九世到十五世的二百余年间，有资料可查的书画家就有数十人之多。十二世常炳的柳体、常佶的双钩、常怿的行楷，十三世常维豫的楷书、常立屏的行草、常立德的颜体、常立爱的榜书、常立方的楷篆行隶，十四世的常赞春、常旭春兄弟不仅同年中举，而且，还都是名扬省内外的名笔。常氏遗墨帖，精选了常立方、常赞春、常旭春等人的作品，砖雕制成，供常氏后人临帖习字。

点    缀常家庄园的还有两大建筑群中的80多个堂第的楹联匾额。楹联与建筑物融为一体，主要是常氏自拟书联与清代名人名笔联两种，用以寄托主人情怀。匾额则分为四种，即：职官额，悬挂于临街的大门上；堂名额，悬挂于二门或正堂；寄情额，悬挂于正厅及亭、阁处；还有一类即由朝廷、官府、乡人、门生送的匾，悬挂于祠堂或是主人宅第。

　　历经 300余年的沧桑变化，常家大院的破坏程度是很大的。鉴于开发晋中商业文化旅游的需要、政府正拟逐步恢复古建筑原貌，按照儒商的特色进行室内的陈列市置，为晋商文化旅游增添一颗别具特色的璀璨明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