午夜零点，京承高速路收费站，司机王猛（化名）隔着半开的车窗，犹犹豫豫对着交警递过来的测酒仪吹了口气，显示屏上的红字慢慢变化，最后定格在了63。“喝酒了？请下车接受处理。”亚运村交通大队执法小分队交警王玉灿说。

　　截止到去年12月25日，北京交管部门总计查获4695人次醉酒司机。多位一线交警认为，现在酒司机的违法成本实在太低，高度建议公安部等有关部门能再次降低醉酒驾车标准，“如果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50毫克就算醉酒，可处以拘留，肯定会让许多人彻底重视起来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邬明安也表示，与其将希望寄托在修改《刑法》，增加“危险驾驶罪”上，不如首先加重行政处罚的力度。

　　重点夜查时间延至后半夜

　　1月7日凌晨，应对大雪的工作刚刚结束，北京交警在极短的时间里再度恢复了针对酒后驾车的夜查。

　　“按照公安部的规定，查酒后有严格的‘选点’原则，周围灯光要好，而且不能在桥区匝道上。另外就是群众举报的热点地区，要是哪儿有新开的大歌厅，周围很可能就要设一个点。”王玉灿说。近几个月，各交通队执法小分队频繁出动，编辑从宣武、东城、朝阳的多个交通队了解到，重点夜查的时间现在已后延至零点之后，晚上8点开始的夜查开始减少，往往只集中在繁华路段和餐饮区周围。

　　三名手持反光指挥棒的交警正在指挥司机依次停车，态度平和。记者看到，交警检查时，往往把重点集中在两类车上：最好的和最破的。奔驰、宝马和小面几乎逢车必检。“这几种车司机酒驾的几率最高。”王玉灿告诉编辑，如果司机不愿降下车玻璃，或者回答问话的时候答非所问，要么在车上四处翻东西，最后两只眼睛死盯着前方，这都是喝了酒的征兆。“2008年夏天，我们在立水桥清河营夜查，一个小面司机发现怎么也跑不了，干脆扑通一声跳进河里，可把我们吓一大跳。”

　　手机也是取证的利器。有的司机在发现前方夜查时会突然停车，和车里其他人交换位置。碰到这种情况，交警往往来不及拿摄像机，只能掏出手机，一边拍，一边跑过去。虽说画面晃动，但作为证据却也足够了。

　　在交警旁边，三名协管员负责维持秩序。一位协管员说，碰见不配合、闹事的，协管员要负责用摄像机取证，“差不多每个被查到的都要骂骂咧咧，但是真敢暴力抗法的为数不多。”

　　在编辑采访的一个多小时，被检查的几百辆车里，只发现了3名“酒司机”，而且都没有达到醉酒标准。

　　交警建议

　　酒驾挂钩个人信用

　　亚运村交通大队副大队长宋学文说，有的醉酒司机被查获，直接从身上掏出厚厚一摞钱，非要往民警手里塞，只求“放我这一回”。对他们来说，1800元的罚款几乎毫无意义，醉酒驾车的处罚中能有点威慑力的，只有拘留15天这一条。“现在不得不说，对酒驾的处罚太轻，罚款的标准是多年以前定的。”

　　编辑采访到的多位一线交警表达同样的想法，由于处罚标准严重滞后，尽管夜查频繁，却总是有酒司机愿意冒险。交警们建议，最立竿见影的，就是降低醉酒标准，把现在的百毫升80毫克改为50或60毫克。只要达到这一标准，立刻可以拘留，哪怕设定不同档次，分别拘留五天、十天至十五天，都能对司机产生巨大的震慑。“这些人可能不在乎罚款，但谁能不在乎进拘留所？只要他在乎，自然就不喝了，这就是提高他的违法成本。”

　　此外，还应该建立一个信用制度，能让酒驾的处罚在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。例如在买保险、交税、向银行贷款的时候，如果发现此人曾酒后驾车被处罚过，那么保费上浮、税率提高、增加贷款利息、减少贷款额度等，多管齐下，让一个人因为一次酒后驾车付出巨大的成本，自然能够遏制他在酒桌上的冲动。

　　增设“危险驾驶罪”

　　难戒司机酒瘾

　　成都孙伟铭、南京张明宝两起醉酒驾车撞死多人的案件之后，法律界纷纷提出在《刑法》中增设“危险驾驶罪”。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、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认为，司机主动守法率与发达国家有差距，可以考虑增设“危险驾驶罪”。

　　《刑法》中的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,只有造成严重结果的才构成犯罪,这显然不利于对酒驾案件的处理。但现在最新的立法已经有所改变，如《刑法修正案(七)》第11条在妨害动植物防疫、检疫罪中增补了“危险”状态的规定，这反映了刑法立法对过失危险犯的接纳倾向，可以认为是刑法对危险犯立法的新进展。动植物疫情涉及到公共利益，酒后驾车则涉及到公共安全，因此将“危险驾驶罪”的基本犯罪形态设置为危险犯是有道理的——只要行为人在醉酒等危险状态下实施驾驶行为，并且威胁到公共安全,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也构成犯罪;若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则构成该罪的结果加重犯。当然，如果是饮酒驾驶而没有醉酒驾驶的，仍然可以按照交通违法处罚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邬明安则表达了不同意见。“如果把醉酒、吸毒后驾驶都列入危险驾驶罪，那么一些危险性相差不多的行为是否都要列入刑法？这样的发展下去，很可能导致许多应该由行政处罚法处理的事情，最后都要由刑法处理。刑法是最后的手段，不应该在不必要的时候随意使用。”

　　邬明安说，如果用《刑法》规范酒后驾驶的行为，还涉及到大幅度提高执法成本的问题——动用刑法，必须要投入大量资源，如调查取证、审理、司法救济等。发达国家中确实有危险驾驶罪，但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行政处罚体系,而中国则是有两个处罚体系。如今，解决酒后驾车，最重要的莫过于严格执法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行政处罚力度，罚款也可以根据醉驾行为的严重程度区别对待，甚至可以学习瑞士的现成案例，将罚款与个人财产挂钩——一名瑞士富豪醉酒驾车，被法院判处相当于29万美元的罚款。

　　“把违法问题‘犯罪化’的问题必须慎重。既然能使用行政处罚，就要尽量发挥它的作用，在行政处罚无效时，才能动用最后的刑法。”邬明安说。